和君实喜雨三首 其三

　　“西津海鹘舟，径度沧江南。”词人一开篇就以泼墨式的手法，大笔挥洒，刻画出了一幅烟雨送别图。在一派烟雨之中，那船儿十分轻捷地从渡口离开，径直地渡过沧江，消失在迷茫的远方。这里，词人没有直接去写送者和行者，而只以津、舟、江、雨所组成的浑茫开阔的图画把二者都包容在其中。词人将“径”字加于“度”前，大有深意。“径”，直也。即使是妻悲女啼，情意绵婉，即使是气候恶劣，雨急浪险，船还是径直开走了。一字着力，用心良苦，寄情于景，令人回昧。

　　“双艣本无情，鸦轧如人语。”三、四两句，词人采用“移情于物”的手法，出人意料地把摇动双橹而产生的连续低沉的声音当做触媒，由此而来的设想“荒诞”而又人情。连这本无生命、无感情的“双艣”也为上述的送别场景所感动，像一个阅尽人间悲欢的老人那样发出深情的喟叹，此时郁积于词人心中的感情也就不言而自明了。“双艣”“人语”的内容应充斥换头。当然，这实际上也就是词人的内心独白。前两句化用故事，对偶天成。这本来是两个各自独立并完整的故事，词人却借双艣之“口”把二者联系在一起，效果顿时强烈起来。一方无行，一方痴情；一方薄幸，一方坚贞。相比之下，人们很自然就会得出一敬一贬的结论。

　　“挥金陌上郎，化石山头妇。何物系君心？三岁扶床女！”最后两句以反诘呼起，透出更加强烈的感情。词人在“有什么东西能系住你的心”这一问之中，已经是在谴责丈夫之负心。接着，又以家中还有刚刚能够扶着床沿走路的三岁女儿来进行再一次的劝喻，诚挚委婉，撼动人心。

　　词人在词中将物拟人，以“物语”传己情。词人在接受这一影响的同时，以“舷语”来写自己心中所想，可谓推陈出新。

参考资料：

　　有自岳阳至者，以滕侯之书、洞庭之图来告曰：“愿有所记。”予发书按图，自岳阳门西距金鸡之右，其外隐然隆高以长者，曰偃虹堤。问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为也。”问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问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长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杀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万有五千五百工，而不逾时以成。”问其始作之谋，曰：“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书矣。”

　　盖虑于民也深，则其谋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湖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阳四会之冲，舟之来而止者，日凡有几！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自古贤智之士，为其民捍患兴利，其遗迹往往而在。使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天下岂有遗利乎？此滕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

　　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时，尝显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无所用心，略施其余，以利及物。夫虑熟谋审，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人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纪，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以不书，乃为之书。

　　庆历六年某月某日记。

　　第一段，通过作者同送信人的问答，介绍偃虹堤的概况。作者观看图景，四次发问，送信人一一作了回答。从回答中可以看出修堤的目的是为人民兴利除患：“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修建此堤，是为了解决到岳州办事人路远辛劳、风波覆舟的危险。这就突出了滕子京关怀同情民生疾苦的思想品德。按照儒家的仁政，为官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滕子京可谓处江湖之远而忧其民了。受诬陷被贬官，而能勤劳政事，为民兴利，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作者问到修堤的筹划经过，送信人答道：“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日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修堤之事由下至上经过多次反复，都未能改变滕子京原来的设计。这说明开始时考虑、设计细致周密，突出了膝子京的精明能干。四次问答，介绍了偃虹堤的概况，赞扬了膝侯的高尚品德和优异才能。写法精巧，言约意丰。

　　第二段，高度评价膝子京修偃虹堤的功绩。修堤的目的是为民兴利除患，所以这段围绕一个“利”字，进行层层论述：“盖虑于民也深，则谋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承上启下，点出“功”字。滕之功，便是民之利。修堤于民有何利？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溯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荆、潭、黔、蜀四州之民来往洞庭湖，可避免“至险不测之虞”，都得到利益。说明受利地域之广，人数之众。“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说明受利时间之长久。那么，偃虹堤究竟能保持多长时间，这是作者不能不考虑的。于是作者接写道：“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从大处着眼宕开一笔，论述事物成与坏、存与废的一般规律。古代仁人志士，为民兴利除患，“遗迹往往而在”，可见工程荡然无存。作者希望“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最后将笔收回，“此朦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滕侯求我作记，为的使后来人能长久保住偃虹堤，使人民永远不失掉舟船之利，而不是为自己留名后世。既关心人民眼前的利益，又关心人民的长远利益，滕侯的功绩实在是值得称道。

　　第三段，点明作记缘由。偃虹堤为膝子京兴修，为堤作记当然要写到修堤之人。这段一开始写道：“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滕子京的大志和材干，《宋吏》本传中没有明显记载，但从他的朋友的诗文中可以约略看出。他去世后，苏舜钦《滕子京哀辞》云：“论兵虚玉帐，问俗失朱辂”。“忠义平生搴，声名夷翟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可见，他是一个运筹帷幄、忠义兼备、智勇双全的人物。像这样一个人应当是功业显赫的。然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滕子京是在西夏元吴叛乱，陕西危急时任泾州知州的，不久又知庆州，两处都是当时与西夏斗争的要地，但功业未建，就被人诬陷“动用公使钱”而贬岳州。作为放臣逐客，郁郁不得志时，犹能为民除患兴利，仅凭这一点也应该大书特书的。接着，作者又从三个方面写出自己作记缘由：“夫熟虑谋深，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记，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不书，乃为之书。”这“三宜书”，再一次评价、赞扬了滕子京修建偃虹堤的功绩和人民对他的爱戴。因而为偃虹堤作记，实乃义不容辞。

　　作记，是为歌颂膝子京的政绩，也是抒发作者的政治理想。作者为谏官时，为治理黄河水患曾三次上书。在滁州、扬州、颖州等处作地方官时，也曾为人民办了不少兴利除害的好事。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如此热情地歌颂滕子京，写出这篇思想进步、意义深刻的优秀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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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病起》写病后的感受，极尽困蹇之苦况，然于极悲痛怨愁之中，诗人又吐出极旷达之语。诗质朴无华，沉郁顿挫，诗内满含作者凄苦之情，这也是在无可奈何悲愁中的真情苦吟，是一首内涵深蕴的五律代表佳作。首句“今日秋风里，何乡一病翁！”可见，在萧萧的秋风里，盛年的诗人忧病之余，犹如一个衰颓老翁。他勉强挣扎起来。“力微须杖起”，这是写实。更重要的则是下句“心在与谁同”，他想到前贤欧阳修的“老去自怜心尚在”，很自然地化用入诗。谢灵运于《田南树园激流植援诗》中也说过：“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作者尽管历尽磨难，颠沛流离，但此心尚在，此志不移。他独立西风里，四顾茫然，此情无人能喻。所以说“与谁同”，感慨极深。诗人虽是屡遭挫折，但他的心还不是死灰，还不是止水，他还想做一番事业。这是诗人的积极入世处。

　　诗人自身之疾，以及仕途坎坷，母亲去世等等灾难，使他大彻大悟，懂得了冤亲平等，皆属空虚。悟的次数之多，也就是说灾病之多（因每一灾病即有一悟）。“冤亲”句出于佛典，《华严经》说：“愿一切众生于怨于亲等心摄受，皆令安东智慧清净。”虽用了佛家语，诗中所表现的却不是四大皆空，而是一种因遭际不幸而起的无可奈何的悲愁。这种言外之情，表现得很明显。

　　最后一联，首尾照应，复写诗人的衰颓。“百年先得老”，和他在另一诗中所写的“白发满头生”一样，是经历了至悲至痛以后的呼号，一字一句，俱自胸臆流出，不是无病呻吟。“三败未为穷”，内涵更为丰富。春秋时代，管仲与鲍叔相交，管仲自叹：“吾尝三战三北，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史记》本传）诗人这里是化用“三战三北”之语，表明自己不因遭际坎坷而丧失志气，仍要一如既往，坚持操守，直道而行，不效阮籍穷途之哭。由此可见，诗人所祈祷和向往的，不是佛家的空无寂灭，而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之道。

　　另有观点认为此诗充满禅意，颔联中“心在与谁同”化用前人诗意，着眼于“心”，此为佛教心性学说在文学创作上的具体发挥。作者颈联两句“灾疾资干悟，冤亲并一空。”即是回答“心在与谁同”，说他的“心”是与佛教禅宗“同”了。千灾百难，久病缠身，现实中所遇诸多烦恼，帮助他对人生真谛多次获得了领悟，即“冤亲并一空。”“冤亲”除了出自《华严经》外，《五灯会元》也云：“佛家慈悲，冤亲相等。”这其实就是泯灭是非观念，超离“烦恼障”，用以调整失去平衡的精神世界。诗人说：他从现实中所领悟到的，除了“等冤亲”之外，还有“一空”，那就是。四大皆空”。这就是他对人生的领悟。尾联则进一步补足获得这种人生领悟的主要契机，作者化用管仲语意，其意是说：人生一世，不过百年，而我已是未老先衰，尚且要念及老母。仕进既已无望，倒不如“于冤于亲，等心摄受，皆令安乐，智慧清净”。原来，他所谓的“心”，即为佛教“等心摄受”的“心”。看来，他确乎欲摒除妄念，清净本心了。他确乎对人生已是因“灾疾”而彻悟了。

　　陈师道是孤芳自赏、不求谐俗的苦吟诗人。他的作品，有人称之为“非一过可了，近于枯淡”。黄庭坚说，陈师道作诗“十度欲言九度休，万人丛中一人晓”。可见他诗的内涵不易为一般人所理解。人们常称引的不过是《别三子》、《示三子》、《春怀示邻里》等有限的几首。实际上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他的五律，尽管有时“失之僻涩”，但“佳处往往逼杜甫”。这首《病起》，质朴老苍，沉郁顿挫，正是它逼近杜甫的五律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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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冈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节，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价廉而工省也。

　　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毁，蓁莽荒秽，因作小楼二间，与月波楼通。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夐，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和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

　　公退之暇，被鹤氅衣，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彼齐云、落星，高则高矣；井干、丽谯，华则华矣；止于贮妓女，藏歌舞，非骚人之事，吾所不取。

　　吾闻竹工云：“竹之为瓦，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岁，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广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岁除日，新旧岁之交，即除夕。有齐安之命；己亥闰三月到郡。四年之间，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处，岂惧竹楼之易朽乎！幸后之人与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楼之不朽也！

　　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记。

　　这篇文章以竹楼为核心，先记叙黄冈多竹，可以用来代替陶瓦，且价廉工省。继而描写在竹楼上可观山水、听急雨、赏密雪、鼓琴、咏诗、下棋、投壶，极尽人间之享乐；亦可手执书卷，焚香默坐，赏景、饮酒、品茶、送日、迎月，尽得谪居的胜概。藉齐云、落星、井干、丽谯各名楼反衬竹楼的诗韵，表明作者甘居清苦、鄙夷声色的高尚情怀。继而写奔走不暇，眷恋竹楼之意。

　　全文具有以下特点：

　　一、结构明晰。文章开篇即写黄州多竹和用竹造屋的好处，为下文详写竹楼作下铺垫。接着作者以声写楼，以声抒情，详写了在楼中可以领略到的种种别处无法领略的清韵雅趣。“远吞”四句写幽静辽阔之景，“夏宜”四句言作者四季不同之感，“宜鼓琴”八句，述竹楼特有之趣。第三段写作者悠闲自得、幽雅飘逸的谪居生活，既回扣上文，又为下文言志张本。文章最后一段，作者借竹楼的命运表达了自己对前途的自信，并交代了写作时间。

　　二、寄慨深远。黄冈竹楼，是作者洁身自好的人格和高远情志的载体，是作者人格力量、人格理想的象征，是作者苦闷心灵聊以栖居的寓所。作者把竹楼写得情趣盎然，实际上抒发了自己的飘泊无定之苦、仕途失意之叹；同时也传达出作者身处逆境而矢志不渝的信念以及庄重自持的思想情操。宦海沉浮的不幸遭遇，不但没有消弥作者积极入世的热情，反而使他有竹楼“听雨如瀑”“闻雪若玉”的从容，有“岂惧竹楼之易朽乎”的自信。

　　三、修辞精警。对比：作者将简易的竹楼与四大名楼对比，以“贮妓女、藏歌舞”的腐朽与“焚香默坐，消遣世虑”的儒雅对比，抒写了作者高洁的品格和磊落的襟抱。象征：四大名楼的高贵象征着朝廷的腐败，竹楼的寒伧却是作者当下自身地位的写照，尽管地位卑微，却拥有高洁的心灵。排比：“夏宜急雨，有瀑布声”以下，连用六“宜”，以三个两两相对的句式，构成有力的排比，生动地写出了竹楼主人的雅洁崇高。

　　该文是作者著名的抒情小品，艺术上很有特色，结构严谨，构思巧妙，层次分明，多用排比，寓情于景，轻快自然，既抒写了作者随遇而安、贬谪不惧的心态，也含蓄地表现了其愤懑不平之情。文章清幽潇洒，可以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相媲美。